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| “探索发现”之《侠义江湖》讲解稿 | |||||
作者:佚名 文章来源:韩云波的BLOG 点击数: 更新时间:2008-8-9 ![]()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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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春秋战国时期,中华大地上,出现了一群人,他们被称为“侠”。 (侠的篆文) “侠”的字形由人和侠组成,人旁表明这是一种人类行为,夹(篆文)则是一个大人挟带着两个小人,是有力量的人帮助弱小的人。 从此,仗义行侠,就成了中国人骨子里的一种期待,就和日本的武士精神、美国的牛仔风度一样,成了一个民族性格深处的梦想。到了今天,我们已经找不到专门的侠,但却可以从无数人的身上看到侠义之风,从无数的艺术文化中看到侠义之美。 那么,侠,究竟是一种职业,还是一种性格?从古至今,这两者无时无刻不纠缠在一起。 还是从侠最初出现的年代说起吧。 关于侠的记载,最早见于战国末年的《韩非子·五蠹》,书中说“儒以文乱法,侠以武犯禁”。韩非子认为,儒、侠和工商业者一起,都是国家的蠹虫。 侠的出现,绝非一蹴而就。从韩非子生活的秦朝末年上溯200余年,就到了春秋战国之际,当时天下最显要的学派,一是儒家,二是墨家,正是这两大学派,为侠的逐渐形成,提供了精神和行为上的基础。 侠以武力行使正义,儒家从一开始就强调“勇”,孔子在《论语·子罕》中说:“知者不惑,仁者不忧,勇者不惧。”孔子本人并不文弱,他能够举起栓城门的横木,是一个大力士。孔子也很能喝酒,从来没有醉过。但他并不主张武力解决问题,他一生数遇危难,都不曾出手。倒是他的弟子中,本来也有一些武侠一类人物,但都被他调教得很有涵养了。 《冲波传》曾记载了一个故事: 孔子尝游于山,使子路取水,逢虎于水所,与共战,揽尾得之,内怀中;取水还,问孔子曰:“上士杀虎如之何?”子曰:“上士杀虎持虎头。”又问曰:“中士杀虎如之何?”子曰:“中士杀虎持虎耳。”又问:“下士杀虎如之何?”子曰:“下士杀虎捉虎尾。”子路出尾弃之。因恚孔子曰:“夫子知水所有虎,使我取水,是欲死我。”乃怀石盘,欲中孔子。又问:“上士杀人如之何?”子曰:“上士杀人使笔端。”又问:“中士杀人如之何?”子曰:“中士杀人用舌端。”又问:“下士杀人如之何?”子曰:“下士杀人怀石盘。”子路出而弃之,于是心服。 孔子把“勇”放在“仁”的道德规范之下,主张以“智”来解决问题,但又必须有“勇”来提升自己的信心,有“勇”才有底气。 孔子对名利看得不是很重,可以当政治家固然不错,当不成政治家就当教育家也很好。他的心态很平和,所以并不特别强调“勇”。但在孔子去世以后,儒家分裂为八派,其中也有继承了好勇风格的,比如在《孟子》里提到的漆雕开,就是如此。《韩非子·显学》描述道:“漆雕之议,不色挠,不目逃,行曲则违于臧获,行直则怒于诸侯,世主以为廉而礼之。”以辞色威胁,他们不屈从;刺其眼目,他们不逃避;自己没有理由时,虽然是奴隶仆役,他们也不会欺负;自己行为仁义时,虽然是诸侯君主,他们也不会低头。这样的形象,其实就已经是后世人们所景仰的大侠了。 孟子时代和孔子时代相比已经有了很大变化,孟子的心态就不像孔子那样平和。孟子心气很高,但老是没有机遇,国君们对他都不感兴趣。所以,孟子就和孔子不同,他更加强调自己内心深处的底气,而且善于为个人的挫折寻找安慰。孟子强调“勇”,但不是孔子那样的大力士的勇,而是人格上的勇。 《孟子·梁惠王下》里说到,手执利剑,瞠目相视,大喝道:“哪个敢挡我的道!”这种匹夫之勇,只是小勇。像周文王、周武王,“一怒而安天下之民”,这才是大勇。就像金庸在《射雕英雄传》里所说的,要“为国为民”,才是“侠之大者”。 孟子提出了大勇的人格标准,主要有三条: 一是浩然之气。是要充塞于天地之间,至大至刚,配义与道,集义所生。(《孟子·公孙丑上》) 二是大丈夫人格。“富贵不能淫,贫贱不能移,威武不能屈,此之谓大丈夫。” (《孟子·滕文公下》)金庸在《飞狐外传》里结合墨家的主张,又加上了三条标准“不为美色所动,不为哀恳所动,不为面子所动”,以此作为真正的侠士。 三是大无畏精神。孟子引用曾子转述孔子的话说,真正的大勇,是只要内心确定了原则,“虽千万人,吾往矣。”(《孟子·公孙丑上》)这个信条,被古龙反复称述,作为古龙式大侠的人格标志。 可以说,儒家虽然并不主张以武力解决问题,但他们把“勇”作为立身社会的基础,经过孔子对子路等侠士的调教,经过孟子对勇气的系统总结,儒家为后来的侠士提供了人格上的标准: 一,浩然之气,也就是侠士的道德标准,要有仁义的胸怀,符合天下大道。 二,大丈夫人格,也就是侠士的人生经历,要有丰富曲折的人生体验,坚持自己心中的真理追求。 三,大无畏精神,也就是侠士面对艰难困苦的态度,要有一往无前的勇气,要有高度的自信。 只有符合了这三条标准,才能成为所谓“真正的侠士”,成为万民称颂之侠。 和儒家不同,墨家主要是以行为来体现侠的品质。 墨家也不主动进攻,也强调以智慧来取得胜利。但是,墨家出现的时间,比孔子晚了将近一个世纪,处于战乱不息的战国前期,所以,墨家已经无法用平和的心态来看世界,他们企望和平,忙于帮助弱小的国家抵抗侵略。《墨子》一书,主要讲了墨家的主张,他们以“非攻”来“兼爱”,一方面苦口婆心宣扬和平主义,一方面致力于军事技术以帮助弱国保家卫国。他们的军事技术,主要是防御技术,包括防御战略战术、军事建筑技术、兵器军械技术三大部分。墨家不仅是个体可以行侠仗义,而且组织了纪律严密的团队,首领称为巨子,墨子本人是第一任巨子,继任的有禽滑厘、孟胜、田襄子等人,巨子直接领导的是墨家的敢死队,据《淮南子·泰族训》记载,有一百八十人,都是随时准备为墨侠事业和巨子而牺牲生命的。 墨侠行事隐秘,留下来的资料很少。墨子本人曾到楚国阻止公输盘攻宋,公输盘也就是鲁班,善于制造攻城的兵器,正在制造云梯。墨子就和他在楚国朝廷演示攻防技术,结果鲁班失败了。但鲁班说,他还有最后的杀手锏,不便明言,墨子说,你的最后一招,就是把我杀了,这也不要紧,禽滑厘已经带了三百人,拿着我的秘密武器,在宋国城上等你们来送死。最后,墨子说服了楚王,不再攻宋。 电影《墨攻》生动地表现了墨侠的行为。墨侠革离帮助梁国打退秦军,最后带着一群失去了父母的孩子,继续他的墨侠事业。 儒、墨两家在先秦并称“显学”,但儒家越来越壮大,墨家却越来越弱小,这和墨家行侠的方式很有关系。儒家讲究推己及人,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,很讲究协调社会关系,所以能够把不是自己阵营的人也影响过来。但墨家往往不近人情,生活又太清苦,行为要求太苛刻,弄得一般人不敢接近。而且,墨侠都是行侠狂,又太有本事,能做常人所不能做之事,太露锋芒,所以他们很容易就成了出头鸟,招来旁人忌恨。《墨攻》里的革离,成功地阻止了敌军,但却因为他的成功而连累害死了深爱他的女卫队长逸悦,而最后,革离只好离开了梁城。不仅如此,金庸在《飞狐外传》里塑造的“真正的侠士”胡斐,也是一个不近人情的大侠,不仅“富贵不能淫,贫贱不能移,威武不能屈”,而且“不为美色所动,不为哀恳所动,不为面子所动”,结果呢,是第一个爱他的女孩袁紫衣离开他了,第二个爱他的女孩程灵素为他而死了,他想要帮助的人并未达到预期效果,他只剩下孤家寡人一个。 儒、墨两家从不同方面影响了侠。到战国中后期,儒侠、墨侠已经很难分清。在《韩非子》里,就常常把“儒墨”和“儒侠”两组词混用。儒侠的人格、墨侠的行为,两者常常混合在一起。 著名的荆轲刺秦,就是儒侠、墨侠两者的混合体。 荆轲从小就既好读书又好击剑,读书近于儒,击剑近于墨。学到一定程度后,荆轲决定出去行走江湖。他先在榆次找到著名前辈剑客盖聂论剑,盖聂怒目相视,荆轲心生胆怯,就自己离开了。荆轲又到赵国的国都邯郸,赵国侠风很盛,荆轲找到鲁句践比试,鲁句践大声辱骂,荆轲没有还口,默默逃走了。荆轲再来到燕国,才找到他的位置,和杀狗匠们混在一起,杀狗在当时是一种很受尊敬的职业,一刀下去要恰到好处,很有些技术性,高明的杀狗匠也是用刀的高手。他又认识了民间乐手高渐离,高渐离擅长击筑,筑演奏起来很悲壮,一下子就是荆轲的豪气激发出来了,他们时而长歌,时而大哭,很吸引了些眼球,很快名声就大了起来。燕国的太子丹在秦国作人质时,受了侮辱,想要报仇,就找到名声已经很大的荆轲,百般讨好,满足其一切要求,然后提出了刺秦的计划。荆轲刺秦,并没有成功,但他的豪气却感染了几千年的历史,他在临行前放声歌唱的那首“风萧萧兮易水寒,壮士一去兮不复还”,成为千古绝唱。 荆轲的失败,并不在于他的人格豪气有问题。知道他刺秦,鲁句践曾私下感叹:“嗟乎,惜哉其不讲于刺剑之术也。”荆轲失败的根本原因,在于他并没有高明的剑术,也没有灵活应变的机智。 荆轲的失败,是儒侠空疏的表现,没有了墨侠过硬的武功和技术,侠在具体实践中很难有大的作为。后人深知这一点,张艺谋在拍《英雄》的时候,就把刺客的失败写成了刺客认识到秦王不可杀,于是以身殉道。 从刺秦开始,一直到汉代,侠的整个行为方式都发生了变化,侠更多地由一种近似于毕生事业的专门行为,演变成了一种伴随人之一生的人格气质。 在东汉编成的《说文解字》里,把侠解释为关中方言“俜”,也就是仗义疏财的人;而俜又是“甹”,是敢于拼命的人。因此,侠的气质,就主要表现为无私无畏的两个方面: 一是仗义疏财,乐于助人; 二是顽强拼搏,敢于争先。 侠到汉代,发生了巨大的变化。 汉代侠的变化,有主动的方面,也有被动的方面。 主动的方面是由张良体现的。 张良是韩国的旧贵族,他的梦想是像慕容复一样的恢复故国,他少年时走的道路也和慕容复相似,散尽家财,组织刺客,苦练武功,图谋刺秦。他还找了一个大力士,在博浪沙用大铁锤袭击秦始皇的车驾,但可惜的是,误中副车,秦皇安然无恙。于是,张良只好隐姓埋名,逃亡到下邳。在下邳,张良游侠十年,曾跟着黄石公学习兵法,也曾帮助项羽的叔父项伯逃过官兵的追捕。十年之后,天下大乱,张良也组织游侠少年起兵反秦,后来归顺刘邦,成为汉朝的首席谋臣。刘邦死后,张良不愿参与政事,学辟谷,练气功。张良死后,传说棺材中只有黄石枕和兵书,张良羽化飞升,成为仙人。张良的道路,少年游侠,中年游宦,老年游仙,生动地体现了中国古人圆满的人生理想。也生动地说明,游侠只是少年气盛之时的行为,不能相随一生一世。 被动的方面是由郭解等汉代大侠的命运体现的。 汉武帝时的郭解,是汉朝最著名的大侠。郭解,河南人,父亲就是著名大侠,在汉文帝时犯法被杀。他接过父亲的基业,管理杀手集团,又抢劫、盗墓,积累了大量资产。他用这些钱财助人,又常常居中调解江湖纠纷,收留了大批侠士,郭解因此获得了大侠的美名。汉武帝时,命令地方富豪迁移到茂陵,既繁荣京城近郊的经济,也方便监督管理这些豪强。如果按资产计算,郭解不在迁移之列,但汉武帝认为郭解名声太大,必须迁移。迁移的时候,各处送的礼金,达到了一千多万,到了关中,郭解依然是江湖盟主。郭解的侠名越大,门下越是飞扬跋扈,动辄杀人。御史大夫公孙弘奏称:“郭解一介布衣,任侠行权,门下动辄因为微小的怨恨杀人,郭解虽然并不知道,但此罪甚于郭解亲手杀之。应当定为大逆无道之罪。”于是族诛郭解。 郭解被杀,侠风反而更盛。到了汉成帝时,长安城里出现了有组织的江湖侠少,公开与官府作对。他们内部分工细密,通常通过摸取三种不同颜色的弹丸来确定任务,红色的刺杀武官,黑色的刺杀文官,白色的善后。一到晚上,在夜幕笼罩之下,侠少纷纷出动,抢劫客商,收钱杀人,长安城死伤横道,警报不绝。尹赏就任长安令,挖了许多几丈见方的大坑,方砖衬砌,内壁非常光滑,称为“虎穴”。尹赏召集县吏,和亭长、里正、父老等一起,调查三类人:一是轻薄少年恶子,二是无市籍的商贩作务,三是鲜衣凶服身披铠甲手持兵器的,列出了一个几百人的名单。然后,尹赏调集了几百辆囚车,发动突然袭击,按名单逮捕,都治以“通行饮食群盗”的罪名。尹赏亲自审问,每十人释放一人,其余人等全部丢在虎穴中,用大石头盖上,过了多日再去观看,侠少们都已枕藉而死。尹赏把侠少们都埋在桓东,列名告示,一百天后才准许家属前往领尸。那些被释放的,大多是侠少首领,或者愿意改过自新的,这些人,日后都成了朝廷的鹰犬,镇压起江湖来,比一般官吏更加凶狠。 自西汉中期以来,游侠人数众多,但很少能得善终。虽然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满腔热情地赞美游侠急人危难、守信重义,但到了西汉后期,社会上对侠的评价并不见好。东汉时,班固写《汉书》,虽然也写了《游侠传》,但就已明确说侠是“作威作惠”的奸雄,必须以礼法进行匡正。而在《汉书》之后,历代正史都不再有游侠列传! 东汉开国名将马援,曾因他的侄儿任侠,专门从交阯寄信回长安,希望他们学习敦厚谦约的龙伯高,“效伯高不得,犹为谨敕之士,所谓刻鹄不成尚类鹜者也”;千万不要学豪侠好义的杜季良,“效季良不得,陷为天下轻薄子,所谓画虎不成反类狗者也”。 到这个时候,侠在江湖还有美名,但在普通社会,却至少已经让人敬而远之。 侠成为社会的不安定因素,每到社会大乱之时,侠就又重新焕发光彩。 隋朝末年,天下大乱,群雄逐鹿。在揭竿而起的人们之中,一半是豪侠,一半是贵族。李渊就是隋朝的地方显贵,但在他的势力集团中,却时刻没有忘记拉拢、利用甚至依靠豪侠。他在晋阳起兵时发布的文告,就是将“公卿将相之绪余,侠少良家之子弟”二者相提并论的。李渊的女婿柴绍是关中大侠,和平阳公主结婚后,柴大侠夫妇成了李氏集团的重要将领,屡立战功。和李世民争位的太子李建成,手下也有一支以侠少为主的私人卫队。 天下既定之后,就不再需要大侠。唐人以他们对唐诗的高度领悟力,对侠也进行了创造性的改造。 唐朝以前的侠,主要活动于中原,尤其是河南和关中,再加上河北。到唐代社会安定以后,中原之侠已经腐朽。倒是来自巴蜀的三位人物,对唐朝一代侠风的变迁,发生了重要的影响。 第一位人物是陈子昂。他是剑南道梓州射洪县人。他的祖上就是豪侠世家,曾学习墨侠的秘术。他是当地有名的侠少,纠集了一帮人过着纵情江湖的生活。十八岁那年,和一伙人到乡学赌博,听朗朗书声,忽有所悟,开始发愤读书。虽然他不再游侠,但侠的气质却深入到了他的性格深处。他在长安读书十年,不为人知。一天,东市有人卖胡琴,叫价百万,围观者众而无人出手。陈子昂排众而出,命左右取百万钱卖下,说:“我善此乐。”又告众人说:“余居宣阳里,明日备酒专候。”次日,京城名士百余人齐聚。子昂大张宴席,弃琴而出其文,称:“蜀人陈子昂有文百轴,驰走京毂,碌碌尘土,不为人所知。此乐贱工之役,岂愚留心哉!”一日之内,誉满京都。这件事,显示了他的豪气。但他的这种豪气,也不为官场所容,他的一生都不得志。他的游侠气质,使他成为唐代文学革命的先锋人物,他的《登幽州台歌》,虽然只有短短四句:“前不见古人,后不见来者,念天地之悠悠,独怆然而涕下。”成为千古传诵的名篇。 第二位人物是郭震,字元振。十八岁举进士,任梓州通泉县尉。通泉和射洪是邻县,郭震受到当地侠风影响,也和一帮侠少混在一起,不仅盗铸私钱,还贩卖人口,得来的钱,则用于养宾客。武后知道了,召见他问话,郭震上《宝剑篇》,诗中说:“正逢天下无风尘,幸得周防君子身。精光黯黯青蛇色,文章片片绿龟鳞。非直结交游侠子,亦曾亲近英雄人。何言中路遭弃捐,零落漂沦古狱边。虽复尘埋无所用,犹能夜夜气冲天。”武后为之嘉叹。郭震出将入相,成为武后时期拱卫西部边境的一代名臣。 第三位人物是李白。他是剑南道绵州昌隆县(今四川江油)人,少年时隐居岷山。《新唐书·李白传》记载他“喜纵横术,击剑为任侠,轻财重施”,侠的气质贯穿了他的整个一生。李白写了一百多首游侠诗,最著名的是《侠客行》,全诗是: 赵客缦胡缨,吴钩霜雪明。银鞍照白马,飒沓如流星。十步杀一人,千里不留行。事了拂衣去,深藏身与名。闲过信陵饮,脱剑膝前横。将炙啖朱亥,持觞劝侯嬴。三杯吐然诺,五岳倒为轻。眼花耳热后,意气素霓生。救赵挥金槌,邯郸先震惊。千秋二壮士,烜赫大梁城。纵死侠骨香,不惭世上英。谁能书阁下,白首太玄经。 这首诗借信陵君的故事来抒发诗人内心的游侠冲动。主人公武功很好,杀人之后,隐姓埋名,和市井江湖的豪侠们来往,大碗喝酒,大块吃肉,一诺千金,眼花耳热,豪气顿生,做出了留名千古的大事。侠客虽然做出了牺牲,然而“纵死侠骨香”,并不比世上所谓英雄豪杰逊色,比那些皓首穷经、老死场屋的腐儒书生们更有价值。 这首诗的题材是历史而不是现在,手法是抒情而不是写实,不能从中推断出李白曾经游侠杀人,但游侠的气质却已经深深植根于李白的一生。这才有李白在皇宫醉酒之后敢于让权倾朝野的高力士为他脱靴,这才有李白在安史之乱中追随永王李璘起兵抗敌。当然,也正是这种游侠性格,决定了李白并不适合于官场,在仕途上,李白始终是一个失败者。但在文化上,李白却是一个顶天立地的大英雄。 唐人对侠有一种崇拜,但已经和汉代有所不同。侠逐渐从现实的视野淡出,主要进入了想象的视野。如果和前代做一个比较,可以发现,在唐以前,侠的历史记载比较丰富;而唐代,侠主要是在文学领域大量表现。不仅李白说过“纵死侠骨香”,王维的《少年行》里也说“纵死犹闻侠骨香”,不过,王维的诗写的是立功边塞,这就把游侠和报国融合起来了,侠不再只是民间行为,也是“为国为民”的社会主流行为。 唐代关于侠的历史记载不多,但唐人的游侠文学却很丰富,不仅有游侠诗,还有大量的豪侠传奇,这些传奇成了唐人小说中最优秀的作品。侠更多地参与到军国大事中来,比如“风尘三侠”:卫国公李靖是唐初最伟大的军事家、开国元勋;他的夫人红拂原来是隋朝权臣杨素门下的杀手;而另一位大侠虬髯客本来是想要逐鹿天下,但在见了李世民这位“真龙天子”之后,决定放弃竞争,出海做了一个岛国的皇帝。又比如红线、聂隐娘两位女侠,都是河北藩镇的杀手,他们为保卫和平而战斗,最后又都离开了污浊的官场,归隐山林去了。 唐代的侠,进入文人视野之后,成就了一代“千古文人侠客梦”,把侠文学化、江湖化,也就充分想象化了。 这是自汉朝以来,侠从现实行为走向文化想象的一个大转折,影响到了整个中国侠文化。 比如李白的《侠客行》,到了金庸笔下,就成了一部考验人类大智慧的武功秘籍。这就是中国侠文化的力量。 唐代以后,游侠和江湖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。一些历史上本来不大有名的江湖人物,进入小说成了一代大侠。 比如北宋末年的“淮南盗”宋江,《宋史》的《徽宗本纪》和《侯蒙传》、《张叔夜传》有记载,仅一百余字,丝毫没有说到宋江等人是侠。宋江起于河朔,转战河南、京东、河北、江苏,官兵连吃败仗。侯蒙上书请求招安,让宋江征讨方腊。张叔夜设伏兵用奇计擒获了宋江的副贼,宋江于是投降。但在民间传说中,宋江就成了江湖侠盗,所谓“水浒寨中屯节侠,梁山泊里聚英雄”,最终演变成了伟大的名著《水浒传》,成了明清两代江湖绿林的侠义范本。 又如郭靖。《宋史·忠义传四》有记载,也仅仅一百多字。南宋宁宗开禧三年,四川统帅吴曦叛宋降金。郭靖是高桥地方的土豪,任巡检之职,带领百姓避难到了大安军(今陕西阳平关)。后来,大安军陷落,叛军胁迫百姓各归本籍。到了白厓关,郭靖对他弟弟郭端说:“吾家世为王民,自金人犯边,吾兄弟不能以死报国,避难入关,今为曦所逐,吾不忍弃汉衣冠,愿死于此,为赵氏鬼。”于是投嘉陵江而死。郭靖的身份,史书上也没有说他是侠,但他是地方土豪,与江湖也多有联系,后来又壮烈殉国,是很有气节的人。金庸写《射雕英雄传》,主人公也叫郭靖。虽然不能证明金庸写的就是史书上的郭靖,但后人却把二者联系起来。这也说明,侠已经江湖化,而江湖中也弥漫着侠的气息了。 从唐代到明清,武林也开始和侠联系起来,形成了丰富的武侠传说。 隋唐之际,秦王李世民讨伐王世充,兵败被围,少林武僧出兵支援,活捉了王世充的侄子王仁则。这就是著名的“十三棍僧救唐王”的传说,也是少林武功发扬光大的开始。1982年,这个传说被拍成电影《少林寺》,在中国大地上掀起了历史武侠片的热潮。 清朝的武侠传说,许多都和反清复明联系在一起,而少林寺则是这些传说的核心,在时间上则以雍正年间为中心。天地会反清复明,带头大哥万云龙就是少林僧人,与军师陈近南等人,在雍正十二年起兵。万云龙战死,众人分头前往各地招兵买马,少林寺的五个和尚,成为天地会五大门派的首领。 《清史要略》说:“雍正平日多养侠士,于是各藩党羽,亦大半多侠士之流。雍正诛锄诸王殆尽,恐其党羽为之复仇,凡天下剑客不为所用者,皆欲杀之。”雍正当年在江湖上学武功,曾结拜兄弟一十三人,大哥武功尤其高强,雍正登基后,派人前去刺杀。大哥自杀而死,其后月余,传说吕四娘为其报仇,将雍正杀死在皇宫之中。当时,了因、吕四娘、白泰官、甘凤池等,号称江南八侠。 少林传说和江南八侠以及雍正皇帝,在传说中往往搅在一起。后来又和方世玉、黄飞鸿等广东武术传说混合在一起,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清代武侠传说系列,并因徐克的导演和李连杰的主演而得到发扬光大。 在这些电影中,“少林寺”和“黄飞鸿”两大系列,尤其具有鲜明的特色。 “少林寺”电影分析。 天下英雄出少林,自从有武侠电影开始,少林功夫就成了不可回避的一个话题。到20世纪70年代,少林电影开始大量出现。1982年的《少林寺》,更是中国武侠电影史上的一次大转折。首先,它拍的是正宗的“禅宗祖庭”中岳嵩山少林寺,从传说回到了事实;第二,它是首次在嵩山少林寺实地拍摄,展现了丰富的人文景观;第三,它是由真正的武术家主演的,李连杰、于承惠等人都是从《少林寺》开始成长起来的;第四,它讲述的是有根据的历史传说,“十三棍僧救唐王”不仅在少林寺里有壁画,还有李世民当年亲笔题写的石碑;第五,它贯穿了真正的侠义精神,把佛学与正义、历史与进步、复仇与爱国等结合起来,是一部历史题材的“主旋律”电影;第六,它实写了练武的过程,当年在内地有许多青少年都是反复观看这部电影以学习武功;第七,它的学艺和复仇的线索,贯穿了大侠的成长,是经典的武侠情节;第八,它还抒写了美丽的爱情与亲情,也是一部写人性的电影。 正是这些成就,从《少林寺》开始,在中国大地掀起了一股武侠文化的热潮。 黄飞鸿电影分析。 如果说少林寺是个理想的地点,黄飞鸿则是一个理想的人物。 黄飞鸿是广东佛山人,生于1847年,死于1924年,父亲是“广东十虎”之一,他从小随父习武,又行医、舞狮。近代广东是抗击外国侵略的前沿阵地,民间练武成风并以侠义相激励,黄飞鸿就是就是在这样一种文化背景下出现的。黄飞鸿生前名气并不大,但从1949年《黄飞鸿传》上下集上映之后,至今已经有100多部黄飞鸿电影。尤其是90年代由徐克拍摄的《黄飞鸿》、《男儿当自强》、《狮王争霸》、《王者之风》等,都是非常优秀的武侠电影。 黄飞鸿电影把侠义情怀上升到了两个重要的高度:一是民族情感,二是文明思考,这两者结合在一起,就将黄飞鸿从一个民间武术家提升到开明的有识之士高度,表现了他对民族前途的思考。《黄飞鸿》第一集的结尾,他悲愤问天:“这世界真有金山吗?若有,为什么外国的商船会远涉重洋来到中国,或许金山就在我们脚下!” 黄飞鸿面对洋枪的射击,虽然捡到洋枪,却只能以“弹指神功”来发射子弹;这使他猛省,得出惨痛的结论:“中国应该要变了,拳脚是打不过洋枪洋炮的!” 《男儿当自强》里,借白莲教的例子,明确表达了盲目爱国不能救国,反而适足以祸国的道理;又借黄飞鸿参加医学大会的情节,揭示了东西方文化必须合流交融,才是民族的出路,才能顺应世界的潮流。在《狮王争霸》里,黄飞鸿的思想境界得到进一步提高。帝国主义在策划吞并中国的阴谋,中国人却还在自相残杀。黄飞鸿对李鸿章说:“依小民之见,我们不只要练武强身,抵抗外敌,最重要的还是要广开民智,智武合一,那才是国富民强之道。区区一块金牌能否改变国运,还请大人三思。”他扔掉金牌,扬长而去。这表示黄飞鸿的认识,已经到表面的不服输,深入到改变国运的内部因素,表现了传统文化必须现代化的历史发展的必然。 关键字: “探索发现”之《侠义江湖》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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